如果能够抓紧改善这一生态环境，推动供应链金融在国内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那么，该业务在帮助我们渡过当前经济难关、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方面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是租住和购买居住形成合理的配置。住宅价格与股票价格不同，虽然它在统计中为资产价格，不在消费价格指数中，但是它又有投资和消费双重性质，居民1/3的消费支出用于居住。

解决中国城镇住宅问题的思路思路，就是解决住宅问题大的框架性和方向性的筹划。改革开放以来，村庄用地从1978年的7000多万亩增加到了27000多万亩，而农村人口却减少了6000多万人;城镇用地从2000多万亩增加到7000多万亩，却转移了4亿多人口。第四，国家出台有利于撤村并镇村民集中集约居住等有利于节约并整备土地资源的政策。从中国目前农村往城市的新移民居住方式看，有工棚式居住、集体宿舍居住和城郊及城中村简陋租赁式居住。在建设经济适用房时，政府降低土地的价格，减免一些税费，从而降低住宅的价格，以适应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

因此，中央的宏观调控，应当将稳定住宅价格水平，使其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相适应，作为其重要的工作内容。第四，控制和稳定住宅价格，使其与城市居民和新移民的收入增长和购买能力相适应。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

你如何看金融监管？陈志武：经过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过去那种依赖投资、依赖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了，以后再靠这种方式实现持续增长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８月１６日上午，在北京奥运村北辰洲际酒店的大堂里，本报记者采访了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所以，中国没必要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进行结汇。金融在缩小这种差距方面起到很大的帮助。

我们知道，美国教育制度很重视创新。读你的文章和书，觉得很理性，对我个人来说，很受鼓舞，即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未来仍然感到乐观。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经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虽然中国的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不大，但是对于以后的发展是否会继续产生有利的影响，这些现在都不能做出判断。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人的干劲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对我影响很大。我在一些文章中比较了１６００年时几个国家国库里的盈余，那些４００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而当年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既有发达的经济，又有完善的法治和民主。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

科学精神历来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强调赛先生和德先生，赛先生是当时所推崇的核心价值取向和看待世界的方法论，这是因为五四先贤知道过去的中国社会缺乏科学的精神，所以必须要提倡。不要从危机中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已经成为一项共识。中国经济时报：确实，在国内存在着一种自满情绪。这说明五四运动推崇的赛先生，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

而且金融阴谋论颇为流行。因为，它没有从技术、从操作方面解释为什么大的金融财团、金融家族有本事在一夜之间调动上千亿美元的资金，而只是说金融家们做的事情就是在背后搞阴谋，然后利用他们的阴谋主宰一些国家的政治，主宰这些国家的走向，甚至挟持统治者发动战争，以实现他们的阴谋。

也就是说，国有经济在就业这个方面是负贡献。我们的知识分子、意见领袖要超脱一些。

陈志武：１９８６年我刚到耶鲁的时候，每天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的都是日本，铺天盖地。这次金融危机带给中国最大的代价，不是具体的经济上的损失，更多的是对经济模式理解上的误区。但是，为应对危机，我们不得不采取很多刺激措施。在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所做的贡献是非常核心的。比如有不少人提出，需要向外输出中国模式。从１９世纪初开始，股市不仅催生了美国人的创业文化，而且为愿意冒险创业的人提供非常便宜的资本。

包括让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迫使中国自己的金融机构面对更多的竞争，逼着它面对竞争。我虽然不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样冷静，但也不要过于受短期乐观和悲观情绪的影响。

你在美国金融学界浸润有年，而且也有金融实务的经验，你如何看美国的金融体系？陈志武：千万别小看美国社会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每次危机过后十年，金融资产总量就会翻一倍还多，这些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社会架构非常自洽的结果，多次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不断上升。这次危机不会改变美国的经济模式，也没有人要终止金融证券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只是如何改良。

好像有一个时间表，风水轮流转。过去十年，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投资的３．５倍左右，但在就业方面，民企每年都在创造５００万个就业机会，而在过去十年里面，国有经济平均每年损失掉１００万个就业机会，甚至在１９９８年的时候损失了２０００万的就业岗位，在２００７年的时候，继续损失了１００万的就业岗位。

如果国进民退的趋势更加强化的话，会导致中国每年新增就业数量的继续下降，那以后老百姓能找到工作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甚至即使能找到工作，其所获得薪酬也会越来越低，最后的话，将来的民间消费在ＧＤＰ中的占比有可能会比今天的３５％还要更低一些。上世纪８０年代，当时外汇太少，需要强制结汇。应由企业自己做出选择，允许企业、家庭把人民币财富换成外汇。可以举出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中低收入家庭要改变生活环境、改变他们子女的教育，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像钢琴、汽车、小提琴之类的东西，对有钱的家庭不成问题，但对中低收入家庭就有困难

你如何看金融监管？陈志武：经过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过去那种依赖投资、依赖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了，以后再靠这种方式实现持续增长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评价，现在下判断还太早。

８月１６日上午，在北京奥运村北辰洲际酒店的大堂里，本报记者采访了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但是有了股市，像盖茨、戴尔等年轻人，二十来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在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所做的贡献是非常核心的。继续强化国企、央企在经济中的比重，国进民退，就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了错误结论的反映，从长远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种负面影响可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说就业，这对就业的影响绝对是负面的，破坏性的。

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如果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像最近几天银监会推出的在五个大城市进行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就是非常好的一步，这可以使中低收入子女在成长期间，可以与有钱人家的子女看齐。这次危机不会改变美国的经济模式，也没有人要终止金融证券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只是如何改良。让个人、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要比国家主权基金在海外投资的政治压力小得多。很多的时候，我都是以那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为参照系来展开思考的。

我们中国人现在应该尽量回避湖南人那种革命的情怀，现在应该强调商业伦理，向浙江人学习。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正是对社会的责任感、要改变社会的理想，使我放弃了工程学，促成了我专业的转变和转型。

如果不放松管制，中国培养自身金融竞争力的前景就不会太好，让中国金融行业增加竞争力的办法就是放开。科学精神历来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强调赛先生和德先生，赛先生是当时所推崇的核心价值取向和看待世界的方法论，这是因为五四先贤知道过去的中国社会缺乏科学的精神，所以必须要提倡。

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破坏性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也是非常负面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像中石油、中石化、中投、联想等，无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必然会遇到金融行业的竞争，必须跟全球的金融市场打交道，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要做的是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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